从《协议、控制和网络》(完整版)反思区块链

从《协议、控制和网络》(完整版)反思区块链

译者推荐原因:

    翻译本文有助于读者从源头重新审视网络协议从而反思当前形形色色的区块链共识机制,从网路控制即政治控制的视角以及DNA计算机的思路重新审视并反思区块链社区的“自组织”治理,重新沉下心来区别理解中心化、去中心化和分布式三者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现实。进而,有助于反思区块链的适用价值以及自身今后的实践方向,毕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先让自己思想解放?

    下一期以千千世界开源游戏的协议为例解读。


Protocol, Control, and Networks
Author(s): Alexander Galloway and Eugene Thacker Source: Grey Room, No. 17 (Fall, 2004), pp. 6-29 Published by: The MIT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0442659 


协议、控制和网络

 

作者:AlexanderGalloway and Eugene Thacker

译者:何 聪

 

    近十多年来,网络话语体系以一种流行强度激增:点对点文件共享网络,无线社区网络,恐怖网络,生物战传染网络,政治集群和群体效应,经济金融网络,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个人局域网,网格计算,“生成文本”等等。网络话语体系的结构常常与参与者所看到的道德和上层建筑的层级以及垂直结构呈逆向关系,这些结构具有控制事物的技术功能,比如官僚主义、指挥链等等。“我们厌倦了树状结构,”Deleuze and Guattari写道。但是,即使超越了技术和哲学视域,网络的概念也影响了当代生活的广阔领域。正如兰德公司研究人员John Arquilla和David Ronfeldt所指出的,即使像美国军方这样的垂直金字塔层级结构的堡垒,也正在根据网络架构重新定义其内部结构。他们对“网络战”的概念是用拓扑术语来定义的:“层级结构很难对抗网络结构……需要用网络来对抗网络……谁最先掌握了网络,谁就会赢得主要优势。”简而言之,当前的全球危机是中心化垂直权力和分布式横向网络之间的不对称危机。传统思维会误导我们认为,一切危机都可以纳入一系列友好安全的沟通予以解决。但它没有告诉我们这意味着什么,或者如何起草对网络的批评。这股“网络热”有一个狂热趋势,因为我们在目前的文献中发现,忽略政治并把它放进技术黑箱中是普遍意愿。那么,接下来所需要的是在非人的机械实践的微观技术层面上对网络进行分析,而不是在宽泛的政治理论层面上。为此,我们认为在政治控制下思考作为技术的网络最有益的原则是——协议,这是一个源于计算机科学的词,对生命科学来说也是如此。网络中的行动可以由人直接引导,但有时也会偶然受到非人因素的影响,比如计算机病毒或新兴传染病。通常,滥用或利用协议,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可以确定网络中的政治裂痕。我们认为这个时候,虽然出现这种情况的政治原因模糊不清,但却是一种重要的具有政治色彩的“反协议”实践。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协议控制使得广泛分布的机构以复杂的方式运作从而产生了特定矛盾,进而更加关注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形式。

 

算法文化的政治学

 

我们打算在这里探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原则将政治组织或政治控制与网络绑定在一起?像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奈格里(Antonio Negri)这样的作家已经在社会政治领域帮助解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把全球政治组织原则描述为一种“帝国”。就像网络一样,帝国不能分解为任何单一的国家政权,也不能遵循一种金字塔层级结构。帝国是流动的、灵活的、动态的和广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的概念帮助我们开始思考网络中的政治组织。但是,尽管由于哈特和奈格里对政治哲学的贡献而有所启发,但我们更关心的是,还没有人能够在比特和原子的层面来充分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什么是“协议”?协议往往盛产于技术文化中。它是同时指导计算机网络、生物系统和其他媒介中技术性和政治性结构的一套综合控制机制。简而言之,协议就是在网络中治理各种关系的所有达成共识的规则和标准。这些关系通常以两台或多台计算机之间的通信形式出现,但“网络内部的关系”也可以指纯粹的生物过程,比如基因表达的系统性现象。因此,我们想通过“网络”来指代任何有互动关系的系统,无论是生物的还是信息的,有机的还是无机的,技术的还是自然的,终极目标都是消除他们彼此之间的限制性。

多年来,在计算机网络科学中,专业人员已经起草了许多用于管理电子邮件、网页等的协议,以及许多人们肉眼看不到的其他技术标准。计算机网络的第一个协议“主机软件”是由史蒂夫·克罗克(Steve Crocker)于1969年编写的。如果网络是连接人的结构,那么协议就是确保连接有效运行的规则。因特网用户通常使用HTTP、FTP和TCP/IP等协议,即使他们对此类技术标准的功能知之甚少。同样,分子生物技术研究经常利用协议将生物生命作为一种网络现象进行设计,如基因表达网络、代谢网络或细胞信号转导路径。在这样的情况下,生物和信息变得越来越沉浸在混合系统从而有了超越生物的属性:专有基因组数据库,用于医疗诊断的DNA芯片,以及为生物战进行实时检测的系统。协议是双重的;它既是促进网络的一种工具,又是一种逻辑,控制着设备内部的操作方式。虽然它的主要模式是信息网络(如互联网),这里我们将展示协议如何也有助于组织生物网络(如生物路径)。

最近的一本计算机科学手册描述了因特网上协议的实现:

该网络是由一系列智能终端系统组成而进行自决的,每个终端系统都可以与它选择的任意主机进行通信。尤其是因特网,由大量可以彼此自由通信的自治主机组成,而不是一个由中央权威控制的通信系统(如在许多私人网络中发现的)……IP(因特网协议)用一种无政府主义和高度分布的模型,使得全球因特网上的每一个设备对于任何一个其他设备来说都是彼此平等的一个节点。

这段话听起来更像是哲学而不是专门在讲科学。今天的网络科学话题往往让人联想到无政府主义,比如用根茎式、分布式和反权威来解释各种系统的互动关系。从成千上万白皮书、备忘录和手册中的这些有时显得激进的预测和大量的技术话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协议”的设计应具备的基本属性:

·  协议以自治的方式促进相互连接实体之间的关系;

·  协议的优点包括稳定性、容灾性、互操作性、灵活性和异质性;

·  协议的目标是兼容一切,无论何种来源或目的地,无论何种原始定义或身份;

· 协议是通用的,它总是通过谈判达成(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协议可以将不同);

·  协议是一种在网络中确保组织和控制的系统。

    以上每一个特征足以从前述的社会和技术组织模型(如等级制度和官僚制度)中区分出“协议”。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套新的、复杂的分布式控制系统。作为一项技术,协议被广泛实践,因此不能简单地还原到机构、政府或公司权力领域。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协议是一种技术,调节流量,管理网络空间,编码各种关系,并且连接各种生命形态。

网络总是同时在某处运行若干个协议。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总是有点精神分裂,在一个地方做一件事,而在另一个地方做相反的事情。但是,协议无法描述涵盖一个无所不包的权力网络,因为网络不止一个,而是许多个,每一个协议都与军事、电信和科技产业的基础设施历史有着特定的关系。因此,协议不单独授权可能会让协议具有某种目的的人类主体(黑客流行文化的故事),而是采用混合了人类和非人类因素的多种个性化模式。但是,在协议的基本结构中包含对立因素并不只是为了多元化。对协议的控制促使我们在一个新的框架下反思批判性的和政治性的行为,这个框架下具有亚稳定网络中的多重代理节点和个性化节点。这意味着协议无关权力(约束性,纪律性,规范性),而更关乎控制(调节性、分布性、灵活性)。

 

控制社会的图论

 

    强调“控制”是德勒兹后期作品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社会控制后记》中,一篇写于1990年的幽默短文,德勒兹定义了历史上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第一,从主权国家统治中诞生了当代“规制社会”,可以影响到“无所不包的广阔领域”,米歇尔·福柯用这个概念很好地描述了社会构件和身体模型;第二,德勒兹称之为“控制社会”,这是在二十世纪后期基于协议、调制逻辑、超速控制自由流动发展而来的。规制的社会具有更多的物理结构特征,比如签名和文件;控制的社会具有更多非物质特征,比如密码和计算机。这些控制社会的特征可以在遗传科学和计算机网络中找到,但也表现在许多传统的网络形态中:

    控制不是规制。例如,在维修高速公路时,你不必把人们全封闭起来,而是增加控制手段,这不是高速公路独有的办法,但人们可以无限而自由地驾驶,而不被完全规制,同时仍然被很好控制。这是我们的未来。

    无论是政治路线图、病理路径、信息高速公路还是普通的老公路,德勒兹定义的“控制”是理解所有类型网络如何运行的关键。

    但是在网络背后也存在着一个完整的科学,一般被称为图论,我们在此想简单概述一下。从数学上来说,“图”是由有限边集连接起来的有限顶集。这些点被称为“节点”(nodes)或顶点,这些线被称为“边”。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使用“G”来指一个图,“n”指图中的节点,“e”指的是它的边。因此,一个具有四个节点的简单图(例如,正方形)可以表示为

    N= { N1、N2、N3、N4 }

    和它的边

    E= {(N1,N2),(N2、N3),(N3、N4),(N4,N1)}。

    在图中,节点的数目称为“阶”(在正方形示例中,|N|=4),而边的数目称为“边数”(|E|=4)。这是一个标准连接点的情况。给定这个节点和边的基本设置,可以定量分析一系列关系。例如,节点的“度”是连接到它的边的数量。当一个图中有一个或多个节点(顶)有许多条边与其相连,就会形成“中心化”或“去中心化”的图,图中的一个或多个节点有许多边与其相连(假定一个更低的阶和更高的边数)。同样地,当图中的所有节点具有大致相同的度(假定大致相等的阶和边数的关系[阶=边数])时,就会形成一个“分布式”的图。

     我们可以用图的阶和边数之间的关系来推知什么吗?一个图论的基本定理是这样说的,对任意一个图G,所有节点的总“度”数等于边数的两倍。也就是说,如果任何一个节点的度是与它的连接的边数(节点N1有两边与其相连,则N1的度= 2),图中所有节点的度的和是图的边数的两倍。换句话说,一个网络不是简单地由一定数量的相互连接的元素组成,而是由节点间的连通性所构成并描述的。你是如何连接的,你就有什么类型的连接。对于一个正方形,节点度数的总和是8(每个节点[正方形的角]各有两个边[正方形的线]与之相连),而边的和是4。在IT领域,连通性纯粹是一种定量度量(带宽、并发数、下载容量)。然而,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其他层面描述了网络形态,比如根茎是包含节点的边(而不是相反),甚至自相矛盾的是,边没有节点。在图论中,我们看到一个图或网络的连通性与仅仅计算边数的值是重要的不同。图不仅具有节点之间的边,还有包含节点的边。

 

因此,从图论的角度看,网络显示出三个基本特征:由节点和边(点和线)组成、连通性、拓扑结构。同一套原则可能导致一个中心化的、严格的组织网络,也可以是一个分布式的、高度灵活的网络。制度、经济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当分组交换技术在美国国防部ARPANET(高级研究计划局域网)表面上仅作为军事研究和安全的目标实现的时候,网络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商业网络。保罗·巴拉,分组交换技术的共同发明人,采用图论中的基本原理来说明,给出同样数量的节点和一组不同数量的边,可以得到三个不同的网络拓扑结构。相同的节点,不同的边,不同的网络。中心化、去中心化、分布式的网络今天已经随处可见,不仅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领域,也存在于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生物网络中。

从图论的角度,我们可以暂且将网络描述为多节点多边各种组合的可变关系集。我们认为,网络形态千变万化,但常见的网络类型包括中心化的(金字塔、层级方案),去中心化的(一个主枢纽或“骨干”辐射周边),以及分布式的(没有中心或骨干的点对点的关系)。理论上,网络可以由几乎任何东西组成,电脑(互联网)、汽车(高速公路)、人(社区)、动物(食物链),股票(资本市场)、宣言(机构)、文化(离散的犹太人),等等。实际上,许多复杂动态系统和网络科学的研究更强调这种异构现象的一般数学原理。

    然而,我们要强调一点:仅仅图论对于理解网络是不够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仅仅是一个开始。虽然图论为许多技术网络提供了数学和技术基础(以及分析网络的工具),但图论的假设对他们忽略的东西同样具有启发性。例如,节点和边之间的划分意味着,当节点用来表述物体、位置或空间时,边对应的内涵就是由节点影响而产生的行为。当服务器是主动节点时,动作的执行要归因于被动的边(节点中内含的因果关系)。图或网络就是受离散服务器(节点)影响并形成的关系图(边)。这样,图就优先用来表示空间向量,抽象定量,以及行为者与行为之间清晰的划分。图或网络存在的悖论是,它们的几何基础(或偏见)实际上对网络作为时间中的一组关系集的理解起着反作用。

在我们说“协议的控制”的时候,我们实际在说更深远的东西。网络不仅在其总体拓扑结构上有区别,而且网络总是包含几个共存的、有时是不兼容的拓扑结构。因特网作为“技术性”拓扑结构可以描述为分布式的(比如,基于努特拉模型的p2p文件共享网络)。但这种技术性拓扑结构与其动机、功能和监管是不可分割的,这也使之成为一个社会拓扑结构(文件共享社区)、经济拓扑结构(商品分配),甚至是法律拓扑结构(数字版权)。所有这些网络结构共存,有时相互冲突,就像围绕文件共享的争论已经显现出来。因此,我们不仅要把“网络只是网络”的因素排除出对网络基础(比如动态特性),还要知道网络存在于关系中,关系要与网络的拓扑结构相匹配(无论是中心化的还是去中心化的,技术的还是政治的)。这可以通过分析两个典型例子清晰呈现:计算机网络和生物网络。

 

计算机网络中的协议

 

从技术上来看,计算机网络不过是一种描述了各种协议以及组成这些协议结构的数据的简要模型。这些协议被组织进不同层面。白皮书中经常称之为“网络主机的需求”,用来定义网络中四种基础性的协议组:

1.应用层(比如远程网络、网页);

2.传输层(比如传输控制协议TCP);

3.网络层(比如网络协议IP);

4.链接(或媒介)层(比如以太网)。

这些层级都是嵌套式的,也就是说应用层嵌套在传输层,传输层嵌套在网络层,以此类推。在每一层,优先级较高的协议解析并封装优先级较低的协议。解析和封装都是基于模式:解析(计算校验和、测量大小等等)使得数据通过各种模式,而封装添加特定模式的信息(“头”)到数据对象的初始位置。

报头之后是数据报的其余部分。但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呢?以一般电话交谈为例。在电话通话中有好几种协议。有些是技术性的,有些是社会性的。例如,倾听一个拨号音和拨所需的电话号码,可以认为是在不同的“层”,而不是交谈本身。此外,打开和关闭电话交谈的礼貌用语——“你好”,“嗨,这是……”“好吧,我以后再跟你说,”“好的,再见,”“再见!”——不是正常对话“层”的一部分,而仅仅是建立对话的开始和结束。

互联网也是这样运行的。应用层就像电话的通话层。它负责特定技术的内容检测,例如检查电子邮件或访问网页。应用层是一个语义层,这意味着它负责维护网络传输中数据的内容。应用层不关心更大的问题,例如建立网络连接或在这些连接之间实际发送数据。它只关心它的“通话”可以正确工作。

传输层在层级结构中比应用层更进一步。它不关心信息的内容(比如电子邮件或网页),而是负责确保经过网络的数据正确到达目的地。它是一个社会性的层级,这意味着它介于传递数据的内容或意义以及传递数据的原始行为的中间位置。如果数据在传输过程中丢失,传输层有责任重发丢失的数据。

因此,我们假设的电话交谈中,如果一个人听到电话里很安静,那就可能马上会问:“你好…能听见么?”这句话不是会话层的一部分(除非你的对话碰巧是关于“能听见么”),这是一个偶然性的评论,目的是确认对话仍然通过电话线在进行。开始和结束的寒暄也都是传输层的一部分。他们确认电话已经接通,并为会话层做好了准备,同样对话快结束了也意味着这通电话即将完成。

第三层是互联网层。这一层比应用层和传输层都要大。互联网层关注一件事:数据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实际运行。它对那些数据的内容(应用层的责任)或数据的一部分在传输过程中丢失(运输层的责任)不感兴趣。

第四层链路层是特定的硬件层,必须最终封装了数据传输。由于硬件和其他物理介质的诸多差异,链路层的可变性很大。例如,电话通话可以像通过普通电话线一样轻松地通过光纤电缆。然而,在每一种情况下,所涉及的技术都是完全不同的。这些特定技术的协议是链路(或媒体访问)层关注的问题。

不同协议层的不同职责确保了因特网有效地工作。例如,传输层和网络层的分工——纠错是传输层唯一的责任,路由(数据经由路由或直接发送到目的地的过程)是网络层唯一的责任——是分布式网络创建存在的条件。

因此,如果一条信息要从纽约传到西雅图,经过芝加哥的时候路由坏了,丢失的数据可以重新通过路易斯维尔发送(或是多伦多、堪萨斯、兰辛或无数其它节点),无论这个替代节点是否更小或更大,是否在一个不同的子网,是否在另一个国家,是否使用不同的操作系统。

专业的RFC请求评议文档中非常清晰地描述了这种灵活性的特征:

互联网设计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容忍广泛的网络属性,比如带宽、延迟、数据包丢失、数据包重新排序和最大包大小。另一个目标是稳健抵御单个网络或网关的阻滞,以及不同主机使用的不同带宽,并在这些情况下仍然可用。最后一个目标是充分的“开放系统互连”:互联网主机之间在不同的网络路径上,必须能够稳健有效进行交互操。

只要网络上的主机符合通用网络协议——就像计算机的通用语言,接下来运输层和网络层会协调地完成好所有工作。

互联网协议的最终目标是总体性。因特网协议的优点是稳健性、容灾性、互操作性、灵活性、异质性、多样性。接受一切,无论来源、发送者或目的地。

 

生物网络中的协议

 

在计算机网络的例子里,“协议”既是一个技术术语,如我们所指出的,一般也是一种描述信息网络中“控制”的方式。什么是生物网络中的“协议”?虽然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和生物技术领域不使用“协议”这个技术术语,但它们在几个层次上都应用了协议。结合信息学认知中关于标准化网络关系的描述,回顾我们在本文中阐述的“协议”概念。而生物技术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化的产业,它被认为是基于一套通用的知识,包括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和分子遗传学。对于生物技术来说,可能没有比“信息”这个概念更加核心的了。正如科学史学家所指出的,战后一段时期,遗传和分子的信息视角概念源于控制论和生物学之间的跨学科交流。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基因药物、基因专利、生物恐怖主义这些概念中,遗传“密码”(code)对于理解分子水平下的“生命”依然是概念核心。

我们认为生物网络的协议可以从基因组和细胞中的生物调节与控制模式开始。这些协议有三种类型:基因表达(基因网络如何开关以产生蛋白质),细胞代谢(酶和细胞器成分如何把“食物”中的分子转化成能量),和膜信号(分子进出细胞膜的分子密码)。在每一类实例中,分子(节点)间相互作用(DNA互补、酶催化、分子结合)可以理解为构建网络关系,如DNA转录为RNA,糖分子转化为可用能量,被病毒或细菌感染。在每一种类型的协议中,我们都看到网络中的生物成分的相互作用,由“遗传密码”驱动,并被“生化信息”所介导。

毫无疑问,纵观生物学历史,生物进程中的工具性(instrumentality)是一个显著标志。我们可以在现实中长期见证生物网络,最近的例子如炭疽生物恐怖行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疫情、世界知识产权法律和立法。但是,只有当我们在非医疗性的工具性背景下去观察生物技术,生物网络的协议才变得最明显。一个例子就是DNA计算这个新兴领域,或叫“生物计算”。DNA计算还很早期,尽管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杀手级应用”,但它已被用于一系列场景——网络路由的安全和加密、生物战剂手持式检测的导航问题。DNA计算是遗传科学向网络范式的更广泛转变的典范。

DNA计算技术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莱纳德·阿德尔曼(译者注:RSA公钥加密算法创始三人中的“A”)在计算机科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验证试验。这个概念认为,DNA固有的组合可能性(而不是一个集合,而是两个并行二进制成对集合:A-T,C-G)可以用来解决特定类型的计算问题。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旅行推销员问题(更正式地称为“定向哈密尔顿路径问题”):你是一个推销员,你必须经过五个城市,每个城市你只能访问一次,而且不能走回头路。访问这五个城市最有效的路径是什么?在数学术语中,这些类型的计算被称为“NP完全”(译者注:Non-Deterministic Polynomial,非确定多项式)问题,或“非线性多项式”问题,随着变量数量的增加,涉及到的搜索域指数级增大(五个城市,每个城市有五种可能的路线)。对于硅基计算机来说,计算此类问题的所有可能性是计算上的负担。然而,对一个像DNA这样的分子来说,可以很好理解“碱基配对互补”原则(A总是与T,C总是与G),使其类似并行处理计算机,但它不是通过微电路,而是通过单链DNA的酶退火功能。你可以为每一个城市在任何一段单链DNA上进行标志(使用基因标记或荧光染料),使副本足够多以至于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用聚合酶链反应热循环仪,一种DNA施乐复印机),然后组合。DNA会把所有的城市组合成许多线性序列,而且很可能,其中一个序列将代表你需要的“旅行推销员”问题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作为一种“控制”的协议模式,生物计算把网络编码进入分子生物层面。网络中的节点就是DNA片段(编码为特定节点A,B,C,D,等等),边就是互补DNA片段碱基对绑定的过程(编码为重叠的A-B,B-C、C-D,等等)。实验产生的网络实际上是一组复数的网络,DNA计算机生成了大量的网络,每一个网络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哈密尔顿路径。因此,网络就是一系列的DNA链的组合与重组。这种编码意味着在相关区域的重新编码和解码,从一个物质性底层网络(像素、纸、墨)转移到另一个性质不同的亚底层(DNA,G-蛋白偶联受体,克雷布斯循环)。细胞计算的前景是在这方面是最有趣的,因为它作为一门学科已经通过图示逻辑工作(生物化学与细胞代谢的研究),可以把一个网络编码为另一个网络(哈密尔顿路径上克雷布斯循环)。

生物计算,特别是DNA计算的例子,证明了生物分子、分子键和退火/变性过程这些微观层面的控制协议。DNA计算展示了如何不依赖于任何一个解决问题的“中介”从而解决问题的过程,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案(数学和生物化学)基于一个分布式调控的环境。解决方案不是数学暴力运算,而是一个开放的、灵活的所有可能性的阵列。这是它成为协议的方式。NP完全问题的指数搜索域为DNA提供了一个以高度分布的方式进行碱基对互补的环境。这意味着DNA计算有助于在碱基对的节点之间形成点对点的关系集,无论是绑定还是不绑定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说,DNA计算不需要直接的中心化的控制来执行计算。DNA计算机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合适的环境和一个定义了搜索域的问题集(如哈密尔顿路径)。记得我们在讨论美国国防部的“阿帕网”时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足够稳健以避免一个或多个节点的失效所带来的冲击。阿德尔曼的哈密尔顿路径问题可以很容易地被视为一个容灾问题:通过给定一组节点集求解一个目标路径,如果一个节点是从这个节点集中删除,可能的替代路径有哪些?(译者注:即求局部最优解)

然而,这种分布式特征决不意味着不受控制。相反,在协议的特定环境中,DNA计算确定了网络活动(在一个很大的搜索域中对数学问题的计算)里可能出现的“项”(terms)。DNA计算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因为只有某些特定的生物过程被隔离开来解决问题。这些基础的生物协议,基础的分子生物学的原则(基因表达、代谢、信号),形成了更为常见的传染病、器官组织捐献移植网络、生物专利体系以及生物战和生物恐怖主义的流行病学策略的生物网络基础。

 

编码生活

 

我们已经讨论了两个网络——一个计算机网络和一个生物网络——两者都是高度分布式的,强大的,灵活的和动态的。然而前者是硅基的,可以利用生物学的概念(智能代理、人工生命、遗传算法),后者是完全生物的,而且可以将自身在计算层面重新编码(生物本身就是计算,而不是进化为计算)。两种“计算机”,两种网络,两种协议?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从理解DNA计算得知,协议控制可以是计算的也可以是生物的。在DNA计算的例子中,什么是协议?一方面,实验的目的是数学和计算,而另一方面,实现这一目标的介质是生物和生物化学。所以计算协议可能控制着DNA计算的信息组件的内部工作机制,也控制着内部的干湿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信息和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两个指令同时下达。在TCP/IP协议的例子,协议控制几乎完全是数学和计算,软件在硬件机器之外。协议有利于这两类网络的整合与标准化:一个有不同物质材料相互作用的网络(硅—碳),一个不同变量在协议中共同发挥功能的内部网络(DNA作为节点;碱基对的链接作为边)。因此,生物计算的协议可以完成双倍的工作。它实际上就是生物技术,把计算机特定的逻辑和组件整合为分子生物学特定的逻辑和组件。

我们最初就一再强调:协议是分布式控制的一种物质化表现。协议并不是“自上而下”的权力行使,尽管在域名系统中存在着明显的等级组织,在美国专利商标局中存在基因专利的模糊政策,协议也不是数据“自下而上”的无政府主义式的解放,尽管TCP/IP或基因表达的组合可能性类似一种分布式组织。协议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相反的:网络的分布式性质越大,可供网络进行控制从而作为网络发挥功能的量级就越大。协议回答了控制如何渗透进分布式网络这个复杂的问题。换句话说,协议告诉我们,多样的、非对称的权力关系是互联网网络或基因组网络的绝对本质,而不是它们的羁绊。

在计算机和生物网络中,协议的主要功能是引导信息流。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两个领域都根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技术研究。同一个谱系的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表明,“信息”和信息学的世界观显示了物质世界的矛盾关系。一方面,信息被看作是抽象的、定量的,可简化为微积分进行管理和调控,这是上面提到的无形的、非物质的关于“信息”的概念。另一方面,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都显示了信息具有内在物质性,可发展成军事技术、通信媒体、甚至生物系统。在控制论的反馈回路,在通信信道,在任何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中,我们发现了信息的二元性。既是非物质也是物质化,既抽象也具体,既是行为也是事件。

简言之,我们可以说,德勒兹的控制社会提供了一种媒介,通过它,协议能够表达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在这个词所有有争议的含义中)构成了协议实现各种网络的能力。协议总是包含着通过信息来行动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息的概念使得各种各样的网络真正成为网络——计算、生物、经济、政治。信息是理解协议控制的组织逻辑的核心构建。协议的实质就是信息。信息使协议成为协议。

 

走向网络政治本体论

 

尽管图论和网络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分析网络的有效原则,但这些原则也容易混淆一些网络的核心特征:暂时动态性(相比柏格森的“虚拟”网络),边和节点的同等重要性(相比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无节点的边),以及任何网络不止一个拓扑结构的可能性(内格里的“集体奇异性”)。

理想的情况是,我们的网络政治本体论为描述、分析和批判网络现象提供了一套概念。它建基于甚至需要一个给定网络的技术知识,但并不取决于它。它将网络的内在和整体功能视作控制的基本关系存在。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政治本体论将考虑到控制社会网络的双面性,同时产生新的支配形式,同时也创造许多新的可能。

第一个原则是个性化的概念。对德勒兹来说,个性化模型与个体的主体性没有什么关系,更多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的聚合过程。正如他所说,“控制的数字语言是由代码构成的,这意味着特定信息的访问应该被允许或拒绝。”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再也不用关心集体和个体的二元性了”。相反,“个人成为个人,集体成为样本、数据、市场或‘银行’。”同样,吉尔伯特·西蒙顿在论及个性化和社会形式之间的关系时写道,我们应该“从个性化进程的视角来理解个体,而不是通过个体化的方法理解个性化的进程。”因此,网络本身也在以建设性的方式实现自身的个性化;因此,尽管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但部分(或部分集群的本地行动)依然组成了个性化网络的可能性。然而,第一个个性化出现的方式可能与第二个发生的方式有很大不同,网络整体的个性化也不同于网络组件的个性化。此外,个性化与网络的识别与网络代理的识别有关。总之,个人和集体之间的政治差异转化为整体和多样性(电脑程序员称之为“结构”的一系列不同的数据类型)。在协议控制的概念中,个性化的问题是离散的节点(代理机构)和他们的边(行动)是如何被确定和管理为节点和边的。在给定的网络中,什么是节点或边?这是否取决于分析的粒度?什么东西对抗个性化或“个体”?什么东西支持个性化或丰富它们?

这就会导出第二个原则:网络是多样性的。它们强健而灵活。尽管网络很容易被看做个性化的,但网络总是“不止一个”。网络是多样性的,不是因为他们由众多部分拼凑起来而是因为他们是有组织的。这不仅意味着网络可以增长(增加节点或边),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网络可以重构,也许这意味着能够进行转换和重构的网络才是真正的网络。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指出的,“多样性必须有,通常不是增加一个更高的维度,而是以最简单的方式,通过利用已有的可用维度,一般是n-1.”去中心尤其是分布式网络是动态的,网络的拓扑结构是通过减去中心化的节点或边而创造出来的,形成分布式集聚。多样性的技术性同义词是应急处置,也就是说一个网络内在是如何应对突发性、计划外或局部变化的(这是建立互联网的初心)。正如内格里指出,“一个活跃的社会中会有很多代理,这是多样性在起作用。与人类社会不同,多样性并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发对把群众或平民组织起来。实际上,这是一种自组织性质的代理。”在某种意义上,网络就是为了维持差异化与统一之间的张力。人们不关心部分本身的性质,更关注部分之间彼此相互作用的条件。一个网络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如何被多样性的代理机构建立起来的?协议服务提供了条件,协议控制是让条件起作用的手段。

第三结论,运动,强调网络固有的动态特性。虽然我们已经说明了网络是一个整体也是多样性的,但这一点仍然可以描述为一个静态的、快照性质的网络视图。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网络都是动态的,经济学的、流行病学的、计算科学的都是动态的。如果有一个网络研究的真理,那就是,只有“活着的”网路才是网络,也就是当他们在做交互、嵌入或渲染操作。这同样适用于网络活动的潜力(睡眠细胞、网络停机、空闲手机),就像网络的实际情况一样。这个情况每天都很明显——交换、分布、积累、解聚、结队这些运动存在于一系列环境中,从集中性城市、跨国经济、比较文化接到移动无线技术。然而,我们绝大多数的需要定位、位置和文字标识的网络节点经常混淆“边”的动态特性。套用亨利·柏格森的话,我们往往倾向于从静态的视角理解网络的动态特性;我们从空间上理解时间。他写道:“有变化,但在变化的背后没有改变的东西,变化就不需要支持。有运动,但没有移动的对象,运动并不意味着移动”。

最后,网络特有的信息查看功能带来了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问题,如在运输或模拟通信中的非IT网络。网络流行语作为全球前沿或数字公地,访问是一种商品,传达的信息是:网络政治经济通过连通性进行管理。正如兰德研究人员约翰和大卫的评论指出的,一个旧的政治异议模式倾向于“摧毁系统”,而目前许多基于网络的政治运动对“连接”更感兴趣。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类似于我们说的理解网络的方式。我们的目标不是简单地用另一种更具政治性和哲学性的观点来取代当前的以科学为中心的观点。相反,我们提出了一种理解控制机制的框架,它建立在网络本身需要变得更加多维。因此,弥合网络技术和政治观点之间的差距的一种方法是,把网络看作是不断地表达自己的个性化、多样性、运动方式的模式以及从最低到最高的连接性的水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把网络视为政治本体,并将其付诸实践,同样,我们试图把这篇文章作为分析网络现实物质实践的基础,因为它同时存在于生物学和信息科学中。

文章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yqoHNzPI68V34KI5B22P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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